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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苏步青的浙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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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教学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31年留学回国以后,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他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中国虽然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但是苏步青领导的浙大数学系却获得李约瑟所谓“东方剑桥”的美誉。

第二阶段是从1952年院系调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苏步青不仅被“调整”到复旦大学,放弃了理论研究,而且还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屡遭迫害。“文革”后期一个美国数学家代表团访华时遗憾地发现,由于被迫从事应用研究,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经典几何学派早已消失。

第三阶段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2003年苏步青去世,他虽然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已经“平步青云”,担任了复旦大学校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他在数学领域却没有什么新的贡献。

为什么苏步青在战乱频仍的民国时代能够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东方的剑桥,但是被“调整”到复旦大学以后,却始终没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何况,他在浙江大学只有20年左右,在复旦大学却呆了半个多世纪!

其实这也是一个“李约瑟难题”。为了抛砖引玉破解这一难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苏步青的早年经历。

苏步青1902年出生于浙江平阳腾蛟村的普通农民家庭。父亲给他取名“步青”,确实有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之意。青少年时代,他曾在平阳县第一小学和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的前身)读书,学习成绩十分优异。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他赴日本留学,先后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和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最终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1931年,苏步青谢绝东北帝国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邀请,回到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他的这一选择,与学长陈建功有关。陈不仅是浙江人,而且是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第一个获得理学博士的“外国人”。留日期间,陈建功就与苏步青约定,毕业回国之后,一定要去浙江大学,然后用20年时间让浙大数学系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进入浙大以后,苏步青出任数学系主任,与陈建功共同创建了中国的“微分几何学派”。此外,他们还创办了数学研讨班,培养了一批数学精英。

正当浙江大学数学系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时候,突然爆发的抗日战争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在跟随浙江大学向西迁移的过程中,苏步青不论条件如何艰苦,环境多么险恶,仍然坚持数学研究。抗战后期,当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率英国科学考察团参观浙大数学系时,被苏步青等人的精神所感动。所谓“东方剑桥”,是他的心里话。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因为台湾急需各种人才,苏步青与兄长苏步皋都去了台湾。苏步皋于1917年东渡日本,考取东京工业大学应用化学科。1925年学成回国后曾担任杭州造纸厂工程师、上海制药厂技师、浙江省化工厂厂长等职务。去了台湾以后,他对当地的工业崛起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许是留恋浙江大学吧,苏步青很快又返回大陆。在这期间,他写下大量诗词,其中包括《台湾之行杂咏》和《寄台湾大哥》等诗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苏步青来到北平,并在《赴北平道上》抒写了自己的感受:

北上遂吾愿,客身情感多。

风沙欺白日,涕泪渡黄河。

天远倦飞鸟,地荒余带萝。

故都如梦里,处处听秧歌。

随后他又在《北海》一诗中,用“无为见烽火,学作武陵人”表达了当时的想法。

苏步青

新中国成立以后,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苏步青参与了筹建数学所的工作。但因为在人事安排上出了问题,导致他被迫离开北京返回浙大。为此竺可桢在1950年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与恽子强谈数学所,以华罗庚急于成立所且自愿担任所长、步青现为筹备主任,但张宗燧、陈建功均不主张步青为所长。最初三强等对于华罗庚亦极不赞同,但近来颇渐了解,故院中近颇属意于华。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写文,故子强意欲余示意于步青,请其自让。晚间与步青谈半小时,渠对于浙大方面担任教务事不甚痛快,又乏书籍期刊,故颇愿来,但以工资太薄为虑。……因此怕不能维持云。”(《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235页)

恽子强是恽代英的弟弟,当时是中科院办公厅副主任。如果不是他的干涉和“工资太薄”等原因,也许苏步青会留下来。

苏步青回到浙大以后,就遇“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对于这一情况,著名文化人宋云彬在日记中有详细记录。宋当时是民盟组织在杭州地区的负责人,他说在浙江省党政负责人张劲夫、沙文汉的直接领导下,浙江大学的苏步青、谈家桢、蔡邦华等著名教授都不断地交代问题。经过半年多折腾,他们才勉强过关。

“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傲骨基本上被打掉,所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就没有什么障碍了。1952年8月3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浙江大学“理学院数、理、化、生各系均将分散,如数学苏步青去复旦,陈建功到另一校,徐瑞云到师范学院,何增禄、谈家桢等亦将到复旦。这在浙大是一重大损失,回复到卅年前工业专门学校状况……”(《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684页)

就在这一天晚上,宋云彬出席了浙江大学民盟小组的联席会议。会上通过两个文件:一是《思想改造总结报告》,二是《拥护院系调整文告》。为了一致表示对院系调整的拥护,全体与会者都在第二个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红尘冷眼》第298页)。

从此以后,浙江大学回到了30年前的水平,苏步青也永远离开了浙大。(来源:南方都市报)